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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与左翼道德观:压制良善,纵容邪恶的现代伪圣殿

  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联合国秩序”与“普世道德”被包装为人类文明的高地,象征着和平、共识与人权的象征。但在现实中,这两个本应维护正义的制度与理念,正悄然堕落为压制良善、放纵恶行的工具。 它们以“和平”的名义压制正义之剑,以“中立”的姿态遮蔽人类良知,以“多元与宽容”窒息捍卫文明的战斗意志。这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 文明自我阉割的加速过程 。 一、联合国:以“和平”之名,行“中立”之实,实则庇护暴政 1. 否决权:恶人自设庇护所 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一切决议的特权。中共、俄罗斯等极权国家依靠这一结构,将自己从任何国际制裁与军事惩罚中豁免出来。 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联合国无力出手; 当中共在新疆进行系统性种族洗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反而由中共主导表决; 当台海危机爆发,联合国甚至连“台湾”二字都不敢公开提及。 这是一个 让施暴者握有审判席位 的荒谬体系,一个文明社会以为能够维持正义秩序的金字塔,却在根部早已被掏空。 2. 附属机构全面失守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新冠初期的表现说明了一切——明知病毒扩散源于中共隐瞒,仍一味为其背书,压制台湾发声,延误全球防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亦多次通过与文明史实相违的议案,以迁就伊斯兰国家与反犹立场。 此类机构早已 沦为极权渗透和话语洗白的渠道 ,从未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福祉的守护者。 二、左翼道德观:用“进步”的外衣束缚正义之手 1. “绝对反战”是对侵略的变相纵容 现代西方左翼普遍信奉一种抽象、空洞的“和平主义”,它拒绝区分侵略与反抗,将所有冲突统一谴责为“战争不好”。在这种观念主导下: 乌克兰抵抗俄军被指“延长冲突”; 以色列反击哈马斯被批“种族灭绝”; 美国对中共进行科技遏制被斥为“新冷战”。 这不是爱和平,而是怕承担战争的代价、怕承担判断善恶的责任,是一种 懦弱披着高尚外衣的假道德 。 2. 相对主义与“弱者崇拜” 左翼叙事常常以“文化相对主义”自居,宣称“每种文化都有其正当性”,拒绝做出道德评判。但这导致文明社会无法谴责野蛮行为: 对女性压迫、宗教极端主义、国家暴力被合理化; 反共言论被指“种族歧视”,反恐措施被指“伊斯兰恐惧症”; 台港人民的抗争被等同于极端分子的暴动。 在这种逻辑下, 唯有作恶者享有解释权,善良者反而被噤声、被审判 。 三、正义不是“保持中立”,而是敢于画下红线 如果一个...

被隐藏的冲突本能与时代变数:为什么川普成为历史节点上的异类

  在现代政治的主流叙事中,“和平”“合作”“共赢”被包装成绝对的道德高地,任何诉诸武力与民族利害的行为都被当作不理性、落后甚至危险的。这种风向的背后,不只是国家利益的调整,更深层地反映了资本与政治之间的新结构:在全球化的高度交融中,冲突变得“不合时宜”,而不是“不正义”。 这种“去冲突化”的观念并非天然正义,它反映的是一种特定利益集团的理性选择。我甚至怀疑,左翼叙事本质上是大资本长期精心策划的议程。跨国财团不再有祖国,他们的财产在多个国家布局,子女分散在各大金融中心,他们担心冲突,因为那意味着财产贬值、基础设施受损、市场动荡、消费降级。他们可以容忍制度性的剥削,也能接受文化上的激进多元,但唯独不能忍受战争——因为战争破坏他们所依赖的一切。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早早就在全球各地兴建私人核庇护所。他们不相信制度会一直稳定,不相信民主体制能永远驯服人群,只相信自己的资本和后门。这种态度导致他们在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意志面前始终选择旁观乃至掣肘。他们用手中掌握的媒体、教育、科技平台和文化工业制造一种虚假的“历史终结”错觉,把人类的政治本能——冲突、主权、牺牲、忠诚——全都贴上了原始与邪恶的标签。 而川普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历史假象”。他不是传统的体制内人,也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信徒。他是房地产本土派资本的代表,美国才是他的利益中心。他的“美国优先”不是口号,而是商业思维的自然延伸。川普的资产都在美国,他的政治号召力源于基层白人的愤怒与中产阶级的焦虑,他真正关心的是这个国家的边界、制造业、就业率,而不是金融游戏、文化多元或国际组织的“普世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成为“时代变数”。在主流舆论还在为性别平权和气候正义争执不休时,川普直接推动在关键海域部署核潜艇,恢复冷战式的威慑逻辑。他明白,国际政治从未走出丛林法则——只是一些人通过金融网络和媒体系统暂时按下了“冲突开关”。而这套按键,从不是为大众服务,而是为掌握资源的跨国精英服务。 川普之所以被建制派仇视,恰恰是因为他打破了这场“去政治化”的长期剧本。他不是重回孤立主义,而是重申主权优先。他不拒绝合作,但拒绝“合作为合作而合作”,拒绝美国为别国承担代价。他敢于制造冲突,因为他清楚某些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只是被暂时拖延、压制。 美国不是没有问题,但比起那些甘于投降、渴望稳定、只为利益而合作的资本精英,川普更像是那个敢于面对真相的...

温顺的牢笼:日本内部结构的脆弱与治安的幻象

 日本一度被视为“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街头孩童独自行走、便利店彻夜无人看守的社会图景,长期被媒体与政府当局当作“日本秩序”的象征输出。然而,这份治安良好的幻象,在全球治安形势动荡、跨国犯罪活跃、移民问题日益严峻的今日,显得愈发空洞而危险。若细究其内部结构,日本其实是一个严重依赖驯化的社会,高度脆弱却自以为稳固,而这一切的根源可追溯至明治时代确立的“铳刀法”所代表的国家观。 铳刀法与自卫权的剥夺 1876年(明治9年),日本政府颁布《铳刀停止令》,全面禁止非军人携带刀剑。这标志着国家垄断暴力的开始——自卫成为特权,合法的暴力仅归属于军警体制。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武器”等字眼高度敏感,将之等同于“不安”、“犯罪”乃至“疯狂”。即便当代社会犯罪形态早已不同,公民武装自卫的观念却被彻底挤压。即使在偏远乡村、独居女性、屡遭滋扰者面对实际危险,也只能依赖警方“备案”或警棍级别的象征性防卫,真正紧急之际毫无实用工具。法律与道德双重禁锢的结果,是将善良的人训练成羊群,而非法之徒却总能取得主动。 废死倾向与左翼伦理绑架 战后民主主义潮流与左翼人权主义思潮对日本司法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致使死刑制度长期遭到舆论与法律界温水煮青蛙般的侵蚀。尽管日本仍保留死刑,但废死声浪从未停歇,尤其在“精神疾病”、“未成年”、“累犯权利”等议题上,不成比例地保护加害者人权,刻意压低受害者与社会的复仇正义。极端案例中,一些连环杀人犯或侵害儿童者,甚至在监狱内享受教育与医疗资源,引发大量民愤。法治之下的温情泛滥,早已脱离平衡,成为破坏威慑力的毒瘤。 驯化与顺从:反抗精神的断裂 如果说西方民主社会仍存某种“合法抗争”的空间,体现在言论自由、民兵文化或社区守望机制中,那么日本社会则从根基上去除了这种“反抗性”。在日本文化中,“扰乱”和“例外”是极端负面的概念,社会以排斥异类来维持表面上的和谐。这种秩序不是通过公民自治实现,而是靠长期的心理压抑与行为规范。个人在遭遇国家机关不作为、企业剥削、邻里骚扰等情况时,往往选择忍耐而非反击。“被驯服的顺民”成了稳定的支柱,也成了犯罪分子的理想猎物。 间谍天国:法律的缺口 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在国安与反间谍方面的法律结构近乎荒废。长期缺乏“间谍罪”的独立立法,使得外部势力在日本境内活动成本极低。中国与朝鲜的情报网络、公职人员亲共渗透、媒体宣传管道的外资控...

精盆、舔狗与权力的性转嫁:一条被遮蔽的社会剥削链

  开头:现实一幕,先声夺人 认识一个同学,三天两头换女朋友,逢人就吹自己“从不戴套,因为不戴更爽”。他说这话时不是在私密角落,而是在宿舍走廊、操场上、饭局里,像是在报功绩。他从来不提女孩是否同意,只说“她们自己贴上来,我也不好意思推”。 那时我只是觉得不齿。如今想起,才意识到,他不是个例。他是整个社会性掠夺文化的产品,是一条隐蔽剥削链条上的中间环节。 第一部分:顶层掠夺,起于特权性游戏 权贵不需要恋爱,他们需要的是可被替换的身体 。 高校实习女、选秀女星、主播、职场新人,在各种“潜规则”与“资源交换”中被套入爱情幻象。 爱不是承诺,是工具;身体不是联结,是战利品。 她们曾以为那是爱情,直到醒来后发现:她只是“精盆”——一个供权贵投射虚假浪漫、满足控制欲与性本能的工具。 举例:某地产大亨玩腻大学女生后,以“你不该当真”为由断联;医院检查发现女生人流许多次、子宫壁薄得几乎无法生育。 第二部分:伤痕累累的女性,化身冷漠操盘者 她们不会再相信爱,也不再相信男人能真心。 于是开始计算:化妆、滤镜、暧昧技巧、欲拒还迎、引导送礼、情绪操控。 捞金、钓凯子、绿茶式撩拨,成了她们的生存逻辑——不是游戏,是反制。 她们不是天生势利,而是被权力伤透的战后重组者。 “男人不值得相信,所以我要先掏干净他的卡,再看他配不配我的心。” 这不是冷血,是自保。 第三部分:底层男性的困境与错位复仇 那些没资源、没背景的普通男生,成了“替罪羊”。 他们爱得真,被当“舔狗”;付出多,被说“掉价”;谈婚论嫁,被嘲“你以为我会嫁给月薪五千的人?” 部分男性开始犬化迎合,部分开始极端仇女。 而像我那个同学,则以“渣”为傲,当作雄性权力的炫耀资本。 他们学会了用“性主导”取代“感情主导”,用“爽感”掩盖无能与自卑,把冷漠当成胜利。 第四部分:三方皆为输家,只有掠夺者胜出 女被玩后不信爱,转身成女猎人; 男被伤后不信善,转身成小恶魔; 情感死亡,两性互害,谁都不再提“爱”这个字。 而那群坐在高层的人,继续开酒会、约会网红、在夜店包场, 看着底层互撕,继续采摘下一个精盆 。 他们知道:只要底层男女彼此不信、互相伤害,他们的世界就永远安稳。 结尾:反思与警告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两性战争,而是一个社会病态结构下的连锁反应。 如果我们不敢直视伤口,只会一代人比一代人更绝情、更空心、更残酷。 有一天,可能连“喜欢一个...

“3600元育儿补贴”:习近平统治下的又一场宣传骗局

 新华社今日发布重磅新闻,称中共中央、国务院推出发放“2025年一月出生前三周岁婴儿每年3600元”的婴幼儿育儿补贴。消息一出,热搜立登首页,评论区喜气洋洋,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感谢党”“养娃有盼头了”。 然而我却只感到讽刺。 这类政策,熟悉习近平治国术的人一看就知道:它不是用来执行的,是用来 宣传的 。是他这一届政权拿来哄民众、稳情绪、堵嘴巴的又一枚宣传麻药。 既没有预算细则、也没有统一标准,根本不打算落地,只是为了刷一波“党关心你”的感恩流量。 我有一个朋友,在知乎相关问题下评论了一句: “以我对这类政策的了解,大概又是只存在于宣传口径的福利。” 没有脏话、没有煽动,只是理性地表达了一点质疑,却在 几秒内被平台秒屏蔽 。更惊悚的是,换个账号登录,他甚至看不见自己曾发的评论。平台不通知、不申诉、不解释,直接把你的存在“擦掉”——这就是现在中国的言论环境: 不许你质疑,只许你谢恩。 而这,恰恰是习近平“宣传治国”的核心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管理你的情绪;不是保障权利,而是塑造幻觉。 他没有被通知、没有警告、没有公示,只是悄无声息地被“消失”了。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网络:不是用逻辑说服你,而是用技术“抹掉你”;不是让你讨论政策,而是逼你赞美政权。只要你不说“谢谢国家”,你就是“负能量”;只要你敢质疑政策落地,你就是“破坏舆论环境”。 为什么我敢断言:中共不会兑现所谓“3600元育儿补贴” 1. 财政破产:连工资都发不出,哪里还有补贴? 过去十年,在“防疫-放开-维稳-基建-房产烂尾-三保兜底”多重压力下,地方财政早已濒临崩溃。2024年全国已有多地政府: 拖欠公务员、教师工资; 医保账户缩水,职工账户被清零; 城投债务暴雷,连养老金都靠央行印钞维持。 你指望这些早已“裤兜比你还干净”的地方财政,给你孩子每年发3600块钱?这不是民生,是幻觉。 官方宣传说“鼓励地方探索”,翻译一下就是:中央没钱,能不能发你看着办;如果发不出,那你活该。 2. 体制无责:没有问责机制,承诺可以随便开空头 中共是一套 对上负责、对下无责 的体制: 官员升迁看“舆情管理”和“政治忠诚”,不是政策落实; 政策口号年年出,最后都没人追责; 你要是投诉补贴没到?顶多被踢皮球,或者上访路上就被拦下来; 在这样一套体制...

台美教育对台湾产业巨子的影响——警惕“祖国论”思维陷阱

  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与科技产业的地位举足轻重,张忠谋、黄仁勋等产业巨子不仅是台湾的骄傲,也是两岸及全球华人社会的标杆。他们的成功,既得益于台湾本地教育的扎实基础,也离不开美国高等教育的先进理念和开放环境。然而,在光环背后,台湾教育中某些潜藏的“亲中祖国论”思潮,仍然值得警惕——它曾导致一些台湾本地企业家做出严重误判,付出惨痛代价。以曹兴诚为代表的案例,正是最好的警示。 一、台湾启蒙与美国深化:塑造国际视野与创新能力 张忠谋早年在台湾接受基础教育,后赴美国MIT、斯坦福深造,融合了东方的勤奋与西方的自由思维,打造出台积电这颗半导体产业的明珠。黄仁勋则从小在美国成长,接受美式创新教育,成为全球GPU巨头NVIDIA的灵魂人物。 这种“台湾启蒙 + 美国深化”的教育模式,兼顾基础扎实与思维开放,为台湾人才在国际竞争中奠定坚实基础。 二、亲中“祖国论”的潜在影响 然而,台湾的教育体系并非全然无瑕。尤其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一些教材与教育氛围中仍存有“中华民族一家亲”、“祖国统一大业”的亲中思潮,这些观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部分学生和企业家的认知。 曹兴诚便是典型的受此影响的例子。身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拥有台湾完整教育背景,他的民族认同感使他在2001年选择在大陆设立和舰科技,试图以合作共赢推动两岸产业融合。结果,和舰因被大陆权力机构介入,技术与控制权被夺,企业命运急转直下。 曹兴诚本人后来公开反思,坦言“我当年太天真,轻信了祖国统一的美好愿景,低估了中共的掠夺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像曹兴诚这样的企业家,成长于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那个时代,虽然官方宣传坚决反共,但依然强调“中华民国”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祖国。这种“祖国统一”的观念深植于教育与社会意识中。 因此,许多受那个时代教育影响的台湾人,即便反对共产党政权,仍然抱有“中华民族一家亲”和终极统一的期待。这种认知在实际商业与政治决策中,容易掩盖中共政权的掠夺本质与极权本质。 今日台湾仍存在不少教育内容隐含“祖国论”残余,无论是文化教材对中原历史的过度强调,还是一些大学教授堂而皇之宣传“民族复兴”的必要性,皆是冷战遗绪的延续,或是中共认知作战的潜移默化结果。这种教育,容易让年轻人对“中华统一”抱持天真幻想,误以为中共入台后只会驱逐台独份子、维持社会秩序——但这种想法忽略了极权...

大罢免失败,台湾路在何方?

2025年7月26日,台湾罢免蓝白立委的全民行动彻底失败,全数不通过。尽管8月23日还有一场决定七立委去留的投票,但立法院最少要淘汰六人才能确保正常结构,统计学概率已极为悲观。何况按照今天的情况,可以说绝无可能。 这场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反蓝白、抗专制”动员,最终化为一次气势浩大却无疾而终的民间行动。支持者哀叹“民主已死”,反对者高喊“民意胜利”。但在情绪过后,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大罢免的失败,真正暴露出台湾社会的哪些病灶?而在立法院被蓝白合把持、北京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台湾的路到底还能往哪里走? 罢免不是失败,而是一次严峻的现实检验 与其说罢免案失败,不如说是台湾民主制度和社会动员力的一次残酷压力测试。 这场罢免,从制度层面就面临诸多不利条件:高门槛、低投票率、高动员成本。成功需要的是愤怒的民意、强大的组织力,以及一致的舆论战线。而现实却是,民进党顾忌“政治操控”指控而谨慎介入,中间选民普遍冷感,“罢免七人”成了少数积极者的孤军作战。 罢免未通过,固然是数字上的失败,但它让人看清: 台湾选民对立法院“立法暴政”的认知仍严重不足; “中共代理人”在岛内的合法性包装仍未被彻底撕破; 民主社会的防御机制,在面对“民主程序”被反制时,反应依然迟缓、温吞。 蓝白保位,民众失守:谁在收割这场挫败? 此次罢免失败的最大赢家,无疑是蓝白合流。 徐巧芯、黄国昌、王鸿薇等人不仅保住了席次,还借机塑造出“罢免案是绿营打压异己”的受害者人设。他们在媒体上高调反攻,不但洗白了亲共投票、杯葛法案等行为,还进一步巩固其支持者对“反绿”的情绪动员。 反观绿营阵营,尽管基层奋力动员,中央却始终保持“冷处理”姿态,既未正名罢免正当性,也未有效整合资源,最终让一场有理有据的罢免运动被描绘为“政党斗争”、“选后报复”。 在这场信息与叙事战争中,蓝白不仅保住了人,还赢得了话语权。这并非只是一次投票的败北,更是一场话语战的重大挫折。 台湾的下一步,是沉沦,还是民防重启? 罢免失败只是一个信号,真正的问题是:台湾是否还具备抵御中共与内奸双重夹击的意志? 当前的台湾政治结构正陷入一种危险状态—— 总统与执政党背负保卫国家的责任,但立法院却成为阻碍国防、破坏外交、协助北京的战场。 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必须问: 面对“和平协议”包装下的统战议程,台湾有多少民众能识破并坚决拒绝? 面对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