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祭-浮光片影

 从19世纪末起，西方现代文明理念逐步传入中国：民主、法治、人权、科学……这些概念一旦进入社会舆论和教育体系，就像一枚枚钉子，敲入了“家国一体”的传统叙事结构中。它们质疑的是整个统治合法性的核心： 君主是否神圣？国家是否凌驾于人民之上？权力是否必须服从法律？ 一、现代价值的冲击使“家国一体”话语体系瓦解 传统中国的政治伦理建立在一种“家国合一”的宗法体系上：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家是小国，国是大家。这种体系要求个人绝对服从集体，个体必须为“国家利益”牺牲自己。 但当“人民主权”“法治至上”“权力制衡”“科学理性”这些观念传入之后，这套话语体系就开始动摇： 如果国家的权力应受法律约束，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变得可疑； 如果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那“忠君报国”就显得荒谬； 如果科学理性是认知世界的工具，那“圣人治世”“天命所归”的神话就要崩塌。 在这种思想张力下，传统的政治叙事逐渐破产。 极权者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们恐惧的，从来不是“外国干涉”，而是这些现代观念在民众中生根发芽。 二、排外，是为了掩盖内在的虚弱 所以我们看到，极权体制往往会用“西方敌对势力”“境外势力”“文化渗透”“思想污染”这类话语来对抗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传播。他们将普世价值描绘成“西方文化的阴谋”，把要求法治的声音抹黑为“颜色革命的前奏”。 为什么？因为一旦现代公民意识成为常识，独裁就再也无法以“国家需要”“统一大局”的名义压制个人了。 换句话说： 他们排外，不是出于自信，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一旦开放思想边界，就会失去统治合法性的根基。 三、科学也不再是中立的 在极权体制中，连“科学”都必须服务于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 “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路线” “反对西方科学霸权” “弘扬中华传统技术精神” 表面上似乎是文化自信，实质上却是 对知识自主性的扼杀 ，是对“科学不服从权威”的天然敌意。 科学的本质是怀疑、证伪、批判、独立，而这些恰恰是极权者最忌惮的品质。他们需要的不是独立思考的科学家，而是“听话懂事、为国家服务”的技术工具人。 结语： 今天，当你听到他们口口声声反对“西方霸权和文化侵略”，你要知道，他们反的不是“西方”，而是**“自由” 、“民主” 、“法治”**、“科学”这些可以动摇他们权力合法性的普世价...

  钱学森1955年回国时，中共刚经历“高饶反党集团”、“肃反”、“镇反”等一系列整肃行动，知识分子普遍处于不被信任的边缘地带。1957年反右运动更是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清华、北大、科学院一大批教授惨遭批斗、流放、失踪， “斯大林模式下，技术人员永远要用‘立功赎罪’的方式证明自己。” 钱学森当然清楚自己是“从美国回来”的，在一个动辄讲“阶级立场”的政权眼中，这样的出身极不安全。他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 要活下去，就必须被需要；要不被整肃，就必须显示价值；要获得体制内的安全，就必须成为“不可替代”的功臣。 二、他是科学家，更是囚徒 我们可以对比另一位回国科学家—— 李政道 选择留美，他清楚体制之下学术不自由、政治高压、随时被清算的风险。而钱学森的选择，是进入“为国家做武器”的轨道，这条路虽危险，却是少数能避开文斗武斗的“技术护身符”。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成果，而是 他的所有科研行为，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让政权相信“他对体制有价值”。 文革期间，连“两弹一星元勋”都不能完全幸免，邓稼先被下放劳动、赵九章被逼自杀， 钱学森也遭到政治批斗，只不过因为“用得着”，没被搞死而已。 三、不是“科学报国”，而是“科研求生” 中共官方喜欢宣传“钱学森回国是为了实现科技强国梦”，但现实是：他不是在体制内自由研究，而是在不断证明“我对国家有用”“我是自己人”的过程中活下去。 在极权体制中， “忠诚”永远比“能力”重要，只有在忠诚无法确认时，能力才成为勉强的庇护。 钱学森深知此理，他的“科研热情”背后，是一种精英式的挣扎和自我保护策略。 结语： 我们无意否定钱学森的专业才华与贡献，但必须认清一个现实： 极权国家里的科学家，不是英雄，也不是叛徒，而是困兽。他们的才智，不是在自由空气中成长，而是在审判气氛中折叠、扭曲、被迫选择服从的才智。 与其歌颂他“鞠躬尽瘁为祖国”，不如反思： 是什么样的制度，让一个科学家必须靠制造导弹，才能换得一条命。

 在舆论宣传中，中共常常借“麦卡锡主义”来讽刺美国的意识形态政策，试图描绘一幅“美国也搞政治迫害”的对等图景。但这类论调的前提——“排共本身就是错的”——恰恰是对历史的故意误读甚至刻意歪曲。 麦卡锡主义的错误，从来不在于警惕共产党间谍或反渗透本身。恰恰相反，当时的美国确实面对苏联情报机构（如克格勃）在本土部署间谍网的严重现实威胁，阿尔格·希斯、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真正的问题在于，**以麦卡锡为代表的一部分政客，为了政治操弄和个人声望，采取了毫无底线的方式：无证据指控、舆论审判、滥用政府工具、破坏公民权利，乃至制造恐慌氛围。**他们把“怀疑”当作“定罪”，把政治立场当作罪行，把体制对手当作敌人。这种行为最终背离了美国宪政体制的根本精神——法治、公正与个人自由。 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则， 美国社会能够在1950年代中期及时反思并制止麦卡锡主义的进一步泛滥 ，国会参议院谴责麦卡锡的行为，媒体展开批判，学界与司法系统纷纷反弹，最终将美国从那场“红色恐慌”的歧途拉回正轨。这是制度自我修复能力的体现。 然而讽刺的是，中共将这段历史用作攻击美国“搞政治迫害”的武器，却从不提自己在建政以来几十年中搞过无数次比麦卡锡主义更极端、更暴力的整肃——镇压“右派”、文革、反右倾、清查“六四”、打击“境外势力”，包括当今对所谓“颜色革命”的神经质式围剿。它攻击麦卡锡主义的“肃清异见”，而自身却把打击异见作为常态治理工具。 麦卡锡主义的真正教训不是“不能排共”，而是“反间不能越过法治的红线”。如果一个国家为了防敌而践踏自身的制度，最终只会失去比敌人更可怕的东西——它自己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一场关于自由与安全的审理中说：“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为了保卫自由而摧毁了自由本身。”

  最近在知乎说了句“打不过”，结果秒被Shadow Ban，连评论区都找不到我的发言。说实话，这不是偶然，而是深刻揭示了一个恐怖现实：在这个政权底下，连“失败”两个字都成了禁忌。 一、知乎的“无声镇压” “打不过”三个字，本是一句极其理性的军事判断。美军能公开讨论战败方案，以色列能模拟失败情境，日本防卫大臣也能谈战争风险，但在知乎，在中国大陆，只要你敢说“打不过”，就等于犯了大忌。 这种看似“无声”的审查，比直接删除更残忍。它让你发言后仿佛“存在”，但所有人都看不见，这种孤立感和无助感，是对思考自由最残酷的扼杀。 二、失败不可想 = 害怕失败，注定失败 一个政权如果害怕人民预演失败，那它实际上也害怕失败本身。失败，是战略调整的前提，是危机应对的开端，是未来重塑的必要过程。 中共害怕“失败”这个词，因为一旦人民开始正视失败，开始做“万一失败怎么办”的准备，体制就失去了“神话”和“不可战胜”的保护膜。 于是，“失败”变成了思想禁区，言论牢笼，任何涉及失败的现实讨论都被视为“破坏稳定”。 三、真正强大的国家，是允许人民预演失败的国家 历史告诉我们，真正坚韧的国家不是摒弃质疑，而是拥抱质疑。 美国能公开谈论战争失败，允许媒体质疑政府决策，才有今日强大军事和民主体制。 而一个把失败视作禁忌的国家，最终只能用更多的审查和压迫掩盖真相，却掩盖不了失败的阴影。 四、结语 “失败两个字，比子弹还危险。” 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对现实最深刻的洞察。 如果连最基础的失败思考都被封杀，那这个政权真的准备好战争了吗？它准备好面对失败了吗？ 恐怕连它自己也没有答案。

  📍引言：一位温顺的异国面孔 她是一个在中国成名的埃及女博主。她说中文，穿旗袍，做中国菜，谈埃及风俗，不谈中国政治。她娴静、亲切、柔和，嫁给了一位大陆中产阶级男性，如今在平台上拥有稳定流量。 她的视频让我误以为，埃及是一个没有贫民、没有农民、没有动荡的“夜猫子国度”。直到我意识到，这不是埃及真实的样子，也不是中国真正想了解世界的方式。 这是一种视觉幻象，而这种幻象，不只是她制造的——是我们这个时代集体需要的幻象。 🧠 一、“政治浅薄”还是“策略性钝感”？ 她并不否认埃及是独裁国家，但她会说：“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大家习惯了。”她从不批评中国体制，反而认同某些治理方式，“管得住就是好政府”。 她真的不懂政治吗？未必。 她明白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不能说；明白“轻盈的文化交流”能换来更多点赞，而批评与反思只会招致危险。她选择 政治冷感 ，不是因为幼稚，而是因为 现实太冷，热血者活不下去 。 这种钝感，是对权力逻辑的精准适应。 🪞二、她的形象，是中国人需要的“他者” 她是异国的，但并不陌生；她是外国人，但不挑战本土审美——小麦色皮肤、齐刘海发型、温婉笑容，甚至连“异域风情”都被控制在可爱的限度内。 在这个权力与媒介共谋的时代，她成了一种“理想化外国人”模板： 认同中国、温顺可控； 不挑战权威、不谈六四、不问新疆； 有文化差异，但政治立场一致； 带点异国风，但不越界。 这样的她，不是现实的埃及人，而是 供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投射幻想的镜面 。 💔三、“岁月静好”不只是麻木，而是一种体制稳定剂 她构建的是一个“去政治化”的世界： 埃及人夜生活很丰富； 中国人很热情； 体制嘛，不完美，但世界各国都一样。 她的听众很喜欢这种说法，因为太多人已经厌倦思考，更不愿承担对体制的质疑所带来的心理代价。他们说“管得好最重要”，却不知道“谁来定义‘好’”。 她的视频仿佛是 权力话语的一层柔软纱布 ，掩盖了那些被焊死的嘴、被折断的胳膊、被消失的声音。 ⚠️四、沉默的代价：不是愚昧，是无法想象另一种可能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们制造一种幻象，说“外国也差不多”、说“我们国情特殊”、说“稳定压倒一切”。我们让岁月静好成为主旋律，让真相成为洪水猛兽。 可岁月并不真的静好，...

 在流行文化的解读里，武松常被视作一个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快意英雄；潘金莲是“荡妇”的代名词；而张玉兰，甚至连她的名字都鲜为人知，只被叫作“张都监的义女”。但如果我们跳脱“忠奸善恶”这种扁平化的标签去看，会发现他们其实都不是独立意志下的完全行动者，而是被社会结构驱赶、压迫、工具化的人。武松、潘金莲与张玉兰，代表了那个权力密布、伦理紧绷的封建世界中不同形态的个体绝望。 一、武松：愤怒是他唯一被听见的语言 武松并非天生的屠戮者。他初登场时，是一位讲理、讲义、有血有肉的义士： 他敬兄爱民，杀西门庆也依循“兄弟之仇，非得已”的伦理； 他受屈忍辱，愿意接受流放，体现的是顺法而行的期待； 他随官军讨伐方腊，在官方体制中想找到价值。 然而现实不断将他逼入死角：西门庆的权势无人敢惹，张都监设计陷害他无处申冤，朝廷的赏功也是虚情假意。在“讲理无门”的社会里，他只能一刀一刀地“讲仇”，以暴制暴。 而他在张都监府的一战，已经彻底脱离了正义的轨道： 他不仅杀主谋，还一并屠戮仆从、杂役、义子； 最震撼的是，他连曾让他心动的女子——张玉兰——也杀了。 他没试图隐藏、逃避，反倒像是把这一切作为 对世界最后的控诉 ： 你们逼我如此，我便还你们以血偿。 我不图生，只图死得干净。 而这样的人，之所以“心够硬”，不是因为天生冷酷，而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温柔地对待过他。 二、潘金莲与张玉兰：被结构消耗的女性，不为人记的名字 张玉兰，这个名字在《水浒传》中一闪而过，普通得像是哪个村姑都可能叫。但正是这“寻常”背后，隐藏着她命运的残酷象征： 她有名字，却如无名。 她本是张都监义女，一个以“孝顺、顺从、容貌出众”作为社会角色定义的女子。她的人生没有自主权，情感被权力安排，身体被拿来设局，甚至连短暂的恋爱冲动，也成为诱杀武松的诱饵。 她曾与武松有情愫，那是她稀薄生活中唯一一缕人性的光； 但她不能拒绝命令，只能微笑着走向设好的陷阱； 而武松看穿一切时，她便成了“该死的人”。 潘金莲与张玉兰，本质上没有多少分别： 一个“主动一点”，被钉上“荡妇”标签； 一个“被动配合”，成为“奸臣义女”； 但她们共同的命运是： 被男人所用，被社会所杀，被读者所忘。 她们不是恶人，只是在封建制度下，“能用的女性”，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