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孵化了互联网数字暴君？
近日，Meta老板扎克伯格再次被美国国会质询，其被曝帮助中共审查台湾用户言论，并涉嫌出卖港台用户数据给中共，这不是扎克伯格第一次被国会召唤。
在这些年来，扎克伯格屡屡做出与虎谋皮的动作，不惜自毁尊严和原则，以换取进入中共市场的筹码。
他信的那一套“增长论”（growth theory）本质上就是硅谷金科玉律：增长高于一切。这是从创业初期就被灌输进去的思想，哪怕你产品没盈利、道德瑕疵、市场混乱，只要用户数、数据量、DAU（每日活跃用户）在涨，就能吸引投资、就能讲故事、就能获得资本青睐。
这套逻辑塑造了扎克伯格这样的人：不是为了服务用户而创新，而是为了让数据持续扩张、垄断增长而一切皆可牺牲。他把增长看作企业存在的唯一正当性，哪怕背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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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用户隐私（剑桥分析案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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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许或参与审查（与中共的勾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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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性算法操控舆论、激化对立（靠“愤怒”驱动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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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压竞争对手，自己山寨再反手封杀（copy+kill strategy）
这就是“增长论”背后的病态表现 —— 没有灵魂的胚胎，只有KPI的图表。一旦增长放缓，比如Facebook用户年轻化断层、Threads不温不火、广告市场饱和，他就焦虑、就转向——甚至不惜变成政治工具，去讨好独裁政权以换取市场准入。
增长论本身无错，错在对其的过度信仰与应用脱离道德底线与现实边界。
这句话可以拆解出非常深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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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论的价值：它曾推动人类科技突飞猛进，促成平台经济崛起，也激励无数初创公司从零起步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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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的代价：当增长被当作信仰，它就会遮蔽掉外部性（隐患、成本、社会撕裂），比如生态破坏、数据滥用、隐私侵犯、市场垄断、算法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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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意识的缺失：扎克伯格们的失败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增长的极限，更没给增长设立“道德边界”和“民主问责”。
丢掉原则追求增长总要承担后果”
从依托用户发家到变成店大欺客，展现了资本异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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