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的去向，与和亲公主们的命运

 中国古代有所谓的四大美女，西施，貂蝉，杨玉环，王昭君。其中貂蝉为艺术形象，反映了文人们对女人工具化的常见想象，西施，貂蝉，杨玉环是美女确凿不假，可王昭君之姿色，却少有评判。

而这四人中，只有王昭君似得了善终。儒生们美化她和亲的“牺牲”，和对国家和平稳定的贡献，就像远嫁吐蕃的文成公主，可我要说，本质上，她们都是工具化女性的符号，因此“和亲”背后血淋淋的注脚，往往无人提起。

宜芳公主杨氏（？—745年），唐中宗的外孙女，长宁公主和杨慎交的女儿。唐玄宗的堂外甥女，唐朝和亲公主之一。天宝四载（745年），被唐玄宗嫁给奚王李延宠^[1]。仅仅六个月后，安禄山为了得功而纵兵杀掠奚、契丹，导致奚、契丹造反，将宜芳公主杀死。死时一说年仅16岁，诗作有《全唐诗》卷7 的〈虚池驿题屏风〉，为其在唐时所作之辞别诗。

745年，唐玄宗封外孙女独孤氏静乐公主，嫁给契丹王李怀秀，亦于此事件中被杀，出嫁仅数月。

同样是和亲公主，为何厚此薄彼？

因为后者是“成功的工具”，统治者歌颂她们的功绩，把她们当成“苦难和牺牲的范本”，看似光荣，实际上跟前者没什么不同，从不被当作个体尊重和对待。

文成公主们真的幸福吗？不少部落，更是有着首领死后由儿子继承前首领妻子的习俗，她们一嫁千万里，却再未回到故乡，一切只凭史官之言。

而西施，也是这种苦难和牺牲的范本，是儒家忠臣孝女的典范。最可悲的是，她们自己认同了这种定位。我相信西施不是没有选择，越国被灭，勾践们失去权力，只消西施对夫差一句话，便可使其遭遇灭顶之灾。

可是她没有，或许是家国之思，也或者仅仅如传说那般，因为对范蠡或者哪位越国旧臣的爱慕，殊不知那翩翩风雅、道貌岸然之下，藏着怎么样一副蛇蝎心肠？

她作为阴谋的载体，目睹勾践在吴宫的卑屈，却在吴灭之后黯然退场，几乎没有史料提到她的结局。

一种说法，她跟范蠡归隐，然而，这种结局在封建战乱的环境下，虚幻如同童话。若真如此，越国史料何以讳言只字片语？

范蠡虽是商人出身，但在弃官前是一等一的士人谋士，深知士人风范、礼法规矩。若真与西施私奔或成婚，那在当时的道德舆论中，他的“忠臣”“名士”形象将大打折扣。并且，陶朱公后来也是名声显赫的角色，为何却没有史料提及他跟西施在一起呢？所以两人远走说应为虚构。以封建士人的尿性，不太可能娶一个不清白的女子，即使是为了他们而献身。

正史如《史记》《国语》《越绝书》等对范蠡有详细描述，但都没有提到他带西施同行，甚至连西施的最终下落都语焉不详。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提范蠡弃官经商，化名陶朱公，却没有任何关于西施的记录。而西施只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被描绘为进献吴王后就“消失”

我更认同墨子所言：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

墨子是与西施时代最为接近，且未被收编的中立人士。百家们，在春秋战国时代，用血才写出来的智慧和社会经验，故而中国之害莫有过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者，它使中国的人文成果磨灭，也使社会止步不前，几千年陷在轮回怪圈。

西施死了，沉水而死，谁杀了她？

既然范蠡没带她一起走，可以排除“范蠡推西施入水杀之”的传闻，这个故事最令人痛心的是：范蠡想到西施能迷惑吴王，以后也能迷惑越王，便狠心杀之。文人们以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绝对忠诚隐忍的士人，殊不知，忘恩而负义，何等猪狗之辈？

他们最推崇的“忠臣”，往往是最懂得“抛弃旧人”的人。

一说为吴人所杀，这个说法同样不靠谱，在史料中可以看到，西施的结局，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避讳、和抹杀的痕迹，如果死于吴人之手，作为胜利者的越国，大可不必偷鸡摸狗般避讳其下落。

真相可能是恐怖的：勾践杀文种，又怎能放过西施？想想那个画面——西施笑盈盈地对人说：“我们国王勾践，为了复国，连屎都吃过。”

是啊，他吃了屎，吃得那么虔诚，那么英雄，那么……值得歌颂。

可当他复国了，他第一个杀了那个“劝他卧薪尝胆”的文种，又怎会放过知晓他“吃屎往事”的西施？

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勾践在吴国的耻辱岁月，已经破坏了他的人格。

结论是：勾践将西施沉水而死。而文人们，需要一个“苦难和牺牲”的范本，便隐去其结局，使这个工具的利用价值达到最大化。

忠臣孝女，世所褒扬，然而真相可能万分肮脏、可耻、痛心而痛切。

是故，兼爱非攻如墨子，最可能语出中肯。他这段话不止是分析哲学道理，而是带有人文的悲悯。

你只是个渔家女，纵然有些美貌，大可嫁与良人了却一生，越国被消灭，也影响不到你，而越国是终究要被消灭的，楚怀王没给任何机会。

为何要踏入莫知的凶险？那些家国忠烈，不过是某些人，煽动你们去保卫他们家业的借口罢了。你不过是个洗衣女，不了解权力斗争的残酷，不应该被人利用去做认知外的事。

“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自古君王，谁不如此？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患难的时候，他需要用你。成功之后，你劳苦功高震了主，他不允许你染指权力，对他构成威胁。

私天下之下，国家、民族大部分时间都是伪命题，恰如儒家之虚伪。

清代有一位和硕恪纯公主，鹿鼎记中建宁公主的原型，顺治第十四女，唯一一位和硕公主，大概是顺治最不重视，纯粹的功能性繁殖产物，被指配吴三桂长子吴应熊。

这两人本是历史洪流的受害者，恩爱的小夫妻，忽遭飞来横祸，不但丈夫被杀，连可爱的年幼儿孙们也受累，何其无辜，何其令人痛心。

金庸却在鹿鼎记中，通过戏谑抹黑吴应熊，似乎表达其对吴三桂的私人的“恨”，无异于对受害者的二次谋杀，还反映了其深植于传统文化中的连坐意识。所谓的家国情怀，黑白分明的叙事，也许确实更容易塑造角色和制造矛盾。作为武侠小说家，他的文艺贡献值得肯定。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其家国民族情怀很深，沉迷宏大叙事，对个体命运实际关注寥寥，更多是民族叙事的想象。他很少触及制度性的腐败，会写金辽残暴，却不知辽国打下后晋后也除掉一些民愤极大的汉官。也不会写汉兵的残暴。他私人很恨吴三桂,因为吴三桂既叛了汉民族，又二次反叛儒人建立的清体制。

但作为一个强调“家国”的旧儒家知识分子，他对于自己不登大雅之堂的职业应是抱有遗憾的。

值得玩味的是，金庸晚年抛弃情深意重的发妻，另娶年轻女子，也颇符合儒生们“得势后败给个人欲望”的历史积分路径。我并不想置评他的私生活，但你不能一边满口仁义道德一边这样行事。

但他做了，因为没人能把他怎么样，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所标榜的道德，根源上没有强制约束力，他是如此，封建时代那一茬茬衣冠楚楚荣宠已极的士大夫文人们更是如此。只要不反叛主子，没人管你是不是嘴上存天理灭人欲私底下三妻四妾玩得花。但他们会用这套去约束、压迫没有权利的平民。

他们的道德，只在别人身上生效；他们的高洁，从经不起权力的检验。

他写尽忠烈情义，最终却落入他自己构造的道德陷阱。不是他不高尚，是那一套从来就没打算让人高尚。

当“道德”与“权力”不在一个系统里，虚伪就是宿命。

归根结底，他们的信仰是空洞的，千百年虚构的故事，是被统治者的需求捧上了神坛，四书五经就是他们的《古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