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起源：爱国者还是共产暴徒？

 闯进官邸，烧杀抢掠，新旧交替期间，一些中国人畏威而不怀德可见一斑，民国就是太软弱才失败。

我们可以承认：五四运动当中存在暴力和致死行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是应当被认真反思的。

起义本来就是暴力运动，对付的是专制政府。但五四是借着民主游行规则搞暴力袭击.

1919年的北洋政府，至少在形式上允许学生游行、表达政治意见，而1989年的中共政权，最终用坦克和子弹来回应。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令人沉重的对比。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北洋政府虽然拘捕了部分学生，但：

• 没出动军队镇压；

• 没有动用致命武力；

• 最终在民意压力和舆论推动下释放学生、罢免曹汝霖等人。

从这点看，北洋政府虽然腐败、软弱，但在政治结构上，确实留下了一些“可对话”的空间，尤其是言论自由和社会抗议的容忍度，比很多人后来印象中的“军阀政府”要高得多。

而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最初高举“爱国”、“反腐败”、“民主宪政”的诉求，但结局却是血腥镇压。中共当局不仅不给对话空间，还以“反革命暴乱”的名义，将成千上万人定罪、封口至今。

这两者之间的对比，确实令人警醒，也暴露出：

• 民国体制哪怕混乱，至少有部分言论和组织空间；

• 中共政体即使高喊“人民民主专政”，却连基本的抗议权和表达权都压制到底。

如果从这一点来看，五四的暴力固然可议，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它的爆发起码说明社会还存在某种张力与表达可能；而这种张力与空间一旦被完全剿灭，就只剩沉默与恐惧。

我认为在一个民主的体制里面，大家应当对政府有一定耐心，而不是借着民主自由就纵容暴力。
在外交事务上，国家实力不足以达成满意的条件，这是民意没法压迫的，除非愿意选择战争。
在国际博弈中，真正决定“谈判筹码”的，不是愤怒的民意，而是国家的综合实力。

✳ 民意可以表达愤怒，但不能直接改变国际现实
就像1919年五四运动时，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对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渡给日本），学生怒火中烧，但——

中国当时没有军事实力挑战列强；

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战略价值迫使协约国让步；

北洋政府再无能，也无法靠一纸民意改变《凡尔赛条约》的框架。

所以即便五四运动最终逼北洋政府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山东问题最后还是要靠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靠列强重新协调后才有转机。